《医学源流论》——徐灵胎(卷下)

瘍科論

瘍科之法，全在外治，其手法必有傳授。凡辨形察色，以知吉凶，及先後施治，皆有成法。必讀書臨症二者皆到，然後無誤。其升降圍點，去腐生肌，呼膿止血，膏塗洗熨等方，皆必純正和平，屢試屢驗者，乃能應手而愈。至於內服之方，護心托毒，化膿長肉，亦有真傳，非尋常經方所能奏效也。惟煎方則必視其人之強弱陰陽，而為加減，此則必通於內科之理，全在學問根柢。然又與內科不同。蓋煎方之道相同，而其藥則有某毒主某藥，某症主某方，非此不效，亦另有傳授焉。故外科總以傳授為主，徒恃學問之宏博無益也。有傳授則較之內科為尤易。惟外科而兼內科之症，或其人本有宿疾，或患外症之時，復感他氣，或因外症重極，內傷藏府，則不得不兼內科之法治之。此必平日講於內科之道而通其理，然後能兩全而無失。若不能治其內症，則并外症亦不可救，此則全在學問深博矣。若為外科者不能兼，則當另請名理內科為之定方。而為外科者，參議於其間，使其藥與外症無害，而後斟酌施治，則庶幾兩有所益。若其所現內症，本因外症而生，如痛極而昏暈，膿欲成而生寒熱，毒內陷而脹滿，此則內症皆由外症而生。只治其外症，而內症已愈，此又不必商之內科也。但其道甚微，其方甚眾，亦非淺學者所能知也。故外科之道，淺言之，則惟記煎方數首，合膏圍藥幾料，已可以自名一家；若深言之，則經絡藏腑氣血骨脈之理，及奇病怪疾，千態萬狀，無不盡識。其方亦無病不全，其珍奇貴重難得之藥，亦無所不備。雖遇極奇極險之症，亦了然無疑。此則較之內科為更難，故外科之等級，高下懸殊，而人之能識其高下者，亦不易也。

祝由科論

祝由之法，《內經》賊風篇岐伯曰：先巫知百病之勝，先知其病所從生者，可祝而已也。又移精變氣論，岐伯云：古恬澹之世，邪不能深入，故可移精祝由而已。今人虛邪賊風，內著五藏骨髓，外傷空竅肌膚，所以小病必甚，大病必死，故祝由不能已也。由此觀之，則祝由之法亦不過因其病情之所由，而宣意導氣，以釋疑而解惑。此亦必病之輕者，或有感應之理。若果病機深重，亦不能有效也。古法今已不傳，近所傳符咒之術，間有小效，而病之大者，全不見功。蓋岐伯之時已然，況後世哉？存而不論可也。按：【祝由】古代用祝說病由的迷信方法以治療疾病者叫做祝由。祝說，就是裝出一副能通鬼神之事的模樣，祝禱鬼神消災免難，解除病人的疾病痛苦。古代多設有祝由科或咒禁科等。

獸醫論

禽獸之病，由於七情者少，由於風寒飲食者多，故治法較之人為猶易。夫禽獸之藏府經絡，雖與人殊，其受天地之血氣，不甚相遠，故其用藥亦與人大略相同。但其氣粗血濁，其所飲食，非人之飲食，則藥亦當別有主治，不得盡以治人者治之矣。如牛馬之食，則當用消草之藥；犬豖之食，則當用消糠豆之藥是也。又有專屬之品，如貓宜烏藥，馬宜黃藥之類。而其病亦一獸有一獸獨患之病，此則另有專方主治。餘則與人大段相同。但必劑大而力厚之方，取效為易。其中又有天運時氣之不同，變化多端，亦必隨症加減，此理亦廣博深奧，與治人之術不相上下。今則醫人之醫尚絕傳，況獸醫乎。

四大家論

醫道之晦久矣。明人有四大家之說，指張仲景、劉河間、李東垣、朱丹溪四人，謂為千古醫宗。此真無知妄談也。夫仲景先生，乃千古集大成之聖人，猶儒宗之孔子。河間、東垣，乃一偏之學。丹溪不過斟酌諸家之言，而調停去取，以開學者便易之門。此乃世俗之所謂名醫也，三子之於仲景，未能望見萬一，乃躋而與之並稱，豈非絕倒？如扁鵲、倉公、王叔和、孫思邈輩，則實有師承，各操絕技，然亦僅成一家之言，如儒家漢唐諸子之流，亦斷斷不可與孔子並列，況三人哉？至三人之高下，劉則專崇《內經》，而實不能得其精義；朱則平易淺近，未睹本原；至於東垣，執專理脾胃之說，純用升提香燥，意見偏而方法亂，貽誤後人，與仲景正相反。後世頗宗其說，皆由世人之於醫理全未夢見，所以為所惑也。更可駭者，以仲景有《傷寒論》一書，則以為專明傷寒，《金匱要略》則以為不可依以治病，其說荒唐更甚。吾非故欲輕三子也。蓋此說行，則天下惟知竊三子之緒餘，而不深求仲景之學，則仲景延續先聖之法，從此日衰。而天下萬世，夭扎載途，其害不小，故當亟正之也。

醫家論

醫之高下不齊，此不可勉強者也。然果能盡知竭謀，小心謹慎，猶不至於殺人。更加以詐偽萬端，其害不可窮矣。或立奇方以取異；或用僻藥以惑眾；或用參茸補熱之藥以媚富貴之人；或假託仙佛之方，以欺愚魯之輩；或立高談怪論，驚世盜名；或造假經偽說，瞞人駭俗；或明知此病易曉，偽說彼病以示奇。如冬月傷寒，強加香薷於傷寒方內而愈，以為此暑病也，不知香薷乃其惑人之法也。如本係熱症，強加乾薑於涼藥之內而愈，以為此真寒也，不知彼之乾薑，乃泡過百次而無味者也。於外科則多用現成之藥，尤不可辨，其立心尤險。先使其瘡極大，令人驚惶而後治之，并有能發不能收以至斃者。又有偶得一方，如五灰膏、三品一條鎗之類，不顧人之極痛，一概用之，哀號欲死，全無憐憫之心。此等之人，不過欲欺人圖利，即使能知一二，亦為私欲所汨沒，安能奏功？故醫者能正其心術，雖學不足，猶不至於害人。況果能虛心篤學，則學日進；學日進則每治必愈，而聲名日起，自然求之者眾，而利亦隨之。若專於求利，則名利必兩失，醫者何苦舍此而蹈彼也？

醫學淵源論

醫書之最古者《內經》，則醫之祖乃岐黃也。然《本草》起於神農，則又在黃帝之前矣。可知醫之起，起於藥也。至黃帝則講夫經絡臟腑之原，內傷外感之異，與夫君臣佐使，大小奇偶之制，神明夫用藥之理。醫學從此大備，然其書講人身臟腑之形，七情六淫之感，與針灸雜法為多，而製方尚少。至伊尹有湯液治病之法，然亦得之傳聞，無成書可考。至扁鵲、倉公，而湯藥之用漸廣。張仲景先生出，而雜病傷寒，專以方藥為治，遂為千古用方之祖。而其方亦俱原本神農、黃帝之精義，皆從古相傳之方，仲景不過集其成耳。自是之後，醫者以方藥為重，其於天地陰陽經絡臟腑之道，及針灸雜術，往往不甚考求。而治病之法，從此一變。唐宋以後，相尋彌甚，至元之劉河間、張潔古等出，未嘗不重《內經》之學，凡論病必先敘經文，而後採取諸家之說，繼乃附以治法，似為得旨。然其人皆非通儒，不能深通經義，而於仲景制方之義，又不能深考其源，故其說非影響即支雜，各任其偏，而不歸於中道。其尤偏駁者，李東垣為甚，惟以溫燥脾胃為主，其方亦毫無法度。因當時無真實之學，盜竊虛名，故其教至今不絕。至明之薛立齋，尤浮泛荒謬，猶聖賢之學，變而為腐爛時文，何嘗不曰我明經學古者也。然以施之治天下，果能如唐虞三代者乎？既不知神農、黃帝之精義，則藥性及臟腑經絡之源不明也，又不知仲景制方之法度，則病變及施治之法不審也。惟曰某病則用某方，如不效，改用某方。有一方服至二三十劑，令病者遷延自愈者。胸中毫無把握，惟以簡易為主。自此以降，流弊日甚，而枉死載途矣。安得有參《本草》、窮《內經》、熟《金匱》、《傷寒》者，出而挽救其弊，以全民命乎？其害總由於習醫者皆貧苦不學之人，專以此求衣食，故祇記數方，遂以之治天下之病，不復更求他法，故其禍遂至於此也！